2021年5月至今，美元指数从90低位持续升至最高超过110，涨幅超20%，突破了前期高点，也证伪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的主流观点：美元开启了长期贬值之路。

疫情期间，美国的财政赤字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美联储持有的国债份额创新高，是典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但这似乎并未侵蚀美元信用，反而强化了美元，增加了美元资产的需求。这不符合教科书的叙事标准，却恰恰是“嚣张的霸权”的题中之义。虽然大多数经济体都有主权或超主权货币，但全球是一个大的“美元区”，美联储政策有显著的外溢效应，联邦基金利率和美国国债利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美联储年内4次加息，其他国家被迫闻鸡起舞，全球各央行百余次加息，否则两者之间利差缩小，会导致这些国家资本流出，汇率贬值，甚至金融动荡。利差（如国债利差）其实就是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支付的“安全溢价”，否则不足以抵抗美元的拉动力。

当前，美元的主导地位仍是无可置疑的，无论是在支付清算、外汇储备还是在贸易融资等方面，美元的份额都远超排名第二的欧元。但“嚣张的霸权”的另一面是沉重的负担，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是贸易层面。美元作为“第N种货币”，决定了美国无法通过汇率机制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因为其他货币大多盯住美元，通过调整汇率以保持与美元的平价关系。

第二是国际货币体系层面。国内信用的膨胀加剧了金融不稳定，导致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与廉价美元相对应的就是安全资产的短缺，这被认为是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危机时代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和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逻辑——“新特里芬困境”。

美元和美元资产的背后都是由美国的国家信用背书的，既包含硬实力，也包含软实力，从而也必然因为综合实力的相对衰落而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虽然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元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仍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但在趋势和周期上，美元汇率与美国GDP在全球的份额高度正相关，单极的美元体系也将随着世界体系的多极化而趋于多元化。近年来，国际储备多元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而俄乌冲突之后该趋势或进一步加速。在绿色能源转型过程中，传统能源出口国的货币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或趋于强势，比如卢布、澳元等。不仅如此，贸易、结算、计价货币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去美元化”的特征。

中国突围的关键是：第一，提高向全球提供安全资产的国家能力；第二，在世界安全资产短缺的情况下，在能力许可范围内，弥补这个缺口。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与人民币安全资产的供给是相互依赖的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层次，这是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外溢。实践证明，仅靠贸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阻力较大，空间有限。所以，未来或应加强人民币在以下两方面的作为，这分别要求中国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建设健全、开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前者主要依托于基础性科技创新能力和品牌能力，后者则依托于法律、监管等制度建设。这两个方面，并非独立的，因为研究表明，相较于银行信贷融资而言，权益类融资更有助于促进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