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紧缩的程度和同步性来说，2022年是一个极端的年份。无论是加息央行的数量，还是加息的频次或幅度，都创下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新纪录。7月高峰期时，在笔者跟踪的108家央行中，当月加息的央行数量占比超过了一半，G20中就有11个经济体加息，包含美国、欧盟、英国等6个发达经济体。

持续高企的通胀和美联储加速推进正常化是全球竞争性加息潮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持续攀升的能源、食品价格和强势的美元恶化了美国以外的经济体的贸易条件，增强了输入性通胀压力。而加息既可收缩国内需求，又能缓解本币贬值压力和贸易条件的恶化，双管齐下抑制通胀。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战争——竞争性贬值的含义相反，竞争性加息是一种“逆向货币战争”。两者都是以邻为壑的政策，都不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全球经济快速放缓或再次衰退的风险不容忽视，而缺乏协同或矫枉过正的货币政策可能成为驱动因素之一。

要分析全球经济周期，如衰退的概率或严重程度，需要同时考察美国、中国、欧盟等主要大型开放经济体所在的周期的位置和未来的轨迹。反之，在展望美国、中国或欧盟等经济体的经济前景时，也要将其置于全球经济周期内部进行考察。当然，作为长期以来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具有主导地位的金融国家，尤其是作为美元的发行国，美国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外溢效应尤为显著。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原料进口国和制成品出口国，也会通过贸易渠道与全球经济周期形成反馈。

目前，中国仍处于复苏的早期阶段，但弹性较弱；美国处于扩张的尾声，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正在滑向衰退；欧洲也已经进入扩张的尾声，但经济增速高于美国；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在2022年的表现最为抢眼，但2023年增速会明显放缓。2022年初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连续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速的展望，其中降幅较大的是对2023年全球实际GDP增速的预测。

由于主要经济体都已经进入增长放缓阶段，“逃逸衰退”将成为2023年全球宏观政策和资产配置的一条逻辑主线。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衰退的持续性和严重性如何？除了地缘政治冲突和疫情仍存在不确定性，市场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全球性的货币退潮会否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这一次脆弱环节在哪里？“沃尔克冲击”会重演吗？它既可能出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也可能出现在美国国内。

发达经济体（AEs）货币政策同步收缩和美元大幅升值对所有高杠杆经济体都是一场严峻的压力测试。那些长期存在经常账户赤字、拥有较高美元债务敞口且债权人包含了大量境外投资者的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EMDEs），发生偿付危机的概率更高。由于大量EMDEs依赖能源、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如果大宗商品延续下行态势，经济增长和债务压力会更大。届时，如果通胀还未明确向目标水平收敛，逆周期政策的空间也将受限。由于印度等部分EMDEs直到2022年才启动实质性复苏，在高基数的作用下，不应低估2023年全球经济再次出现同步衰退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