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有预感会被裁员，但当它真正来临时，我还是感到了一丝措手不及。”杨女士轻叹道。时至今日，离职的尘埃已落定5个月，但内心的落差仍旧困扰着她，她说:“我憧憬着能无忧无虑地生活至退休，却又害怕生活的变故不期而至。去找工作吧，又遇不上让自己觉得满意的。”

从内心深处而言，她更倾向于那种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但又不禁自问:这样的选择，真的可能实现吗?若要选择这条路，又需注意些什么呢?

10年外企生涯

杨女士研究生毕业后就进入了咨询行业，几年摸爬滚打后，她成功跳槽到一家咨询领域数一数二的外企，成为部门经理。“我工作过的这家外企，是一家欧洲企业，整体在中国的业务规模不大，但好在薪资待遇不错，工作环境轻松，没有加班文化，带薪假期也多。”杨女士说。

然而，随着市场环境的迅速变化，其公司开始转变经营策略，因此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战略调整和人员优化。杨女士透露:“我在这家外企工作整整10年，见证了行业的兴衰起伏。因此，在正式接到通知被裁员前，我就有些预感。虽然做了足够多的心理准备，但是在裁员名单上看到自己名字时，我还是恍惚了一下。”

让杨女士感到有些欣慰的是，她拿到了比法律规定还要多的赔偿金。据了解，杨女士失业前的月薪税后稳定在3万元左右，“原本我们每年发15薪，从2020年开始变成13薪，到去年就没有年终奖金了。据说总公司是打算裁撤整个上海公司，具体我也没有细问，我想和公司好聚好散。”杨女士感叹道，“外企的一个好处就是社保、赔偿等都按规定办事，按标准我只能拿到n+1的赔偿，但公司提出的赔偿标准是n+3，另外还有没休的带薪假也都有一定补偿，最后到手的赔偿金差不多50万元。”

因为有了一笔不错的赔偿金，所以杨女士也没有特别着急找工作，一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现在这个年龄，再找到一个和以前一样待遇的工作比较困难，但她不甘心，希望再碰碰运气。另外，家里人对她的支持也给了她足够多的勇气。

杨女士说:“我先生心态比我好，更早地接受了我的现状，也没要求我赶快找工作。”杨女士的丈夫任职基层政府部门，工作稳定但繁忙，早出晚归、周末加班是常态，其同样稳定的还有收入。“只是收入不高，每个月到手1.2万元左右。”杨女士也有些抱怨。

有车有房无贷款

杨女士的从容不迫，来自她稳固的生活基石——有车有房且无贷款负担，这无疑为她平添了几分底气。

作为地道的上海人，她与丈夫都享受着这座城市赋予的深厚归属感与安全感。双方的父母，各自都有房子，每个月领取养老金，生病了也能享受医保待遇，无需他们的小家庭再额外负担长辈所需费用。这份来自长辈的庇佑，让她和丈夫在生活中多了几分淡定。

婚后，她与丈夫携手步入人生的新阶段，共同打造属于他们的新家。那时，上海的房价尚未达到如今日般令人咋舌。虽然起初他们也需借助银行贷款来实现购房梦，但凭借着双方不懈的努力与日渐稳定的收入，他们很快便累积起了足够的资金，一次性偿还了所有贷款，彻底卸下了这份经济上的重担。“还清贷款的那一刻，感觉像是给未来上了一道坚实的保险。”杨女士感慨地说。

此外，考虑到夫妻两人工作的地点都距离家较远，为了提升生活质量与通勤效率，他们各自添置了一辆价值约20万元的代步车。

教育和养老是两大难

在多数人的眼中，杨女士的生活似乎已臻完美，理应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宁静时光。然而，生活的复杂与多变，往往让幸福的表象下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忧虑与挑战。对于杨女士而言，尽管在外界看来似乎光鲜亮丽，但她的内心却承载着对孩子未来与自身养老的双重焦虑。

首先，孩子的教育问题如同悬在心头的一块巨石。她15岁的儿子就读于民办初中，正值青春叛逆期，又面临着升学的关键节点，成绩虽不突出却也承载着家庭的期望。杨女士深知，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个好的高中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与可能。若孩子未能如愿考入理想学府，她不得不考虑更为昂贵的国际教育路线，她说:“送孩子出国深造，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其次，对于自身养老的问题，杨女士同样感到忧虑重重，她说:“距离最低的法定退休年龄，我还差7年，如果这7年我不上班了，不仅没有收入，为了保证自己的医疗保障等待遇，还需要自己出钱缴纳灵活就业的社保。我算了一下，这一年也需要不少的开支。”杨女士意识到，即便拥有稳定的储蓄与房产，也需面对未来不可预知的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医疗支出势必增加，让她忧心的是，自己未曾充分预见到职业生涯中的不确定性，对于养老的准备显得相对薄弱。她担心，仅凭现有的存款，难以支撑起一个既体面又安心的晚年生活。

目前，杨女士感到困扰是，如果自己选择不再就业，在退休之前，她还需不需要继续缴纳社保?同时，如何打理600万元的家庭储蓄才可以既能够支撑她到退休，又能满足孩子学业和自己养老的需要?